疫情對大學生的影響

疫情對大學生的影響非常的大，大學生的四年基本都在封校度過，生活體驗減少，社交生活也減少了。下面是小編給大家整理的疫情對大學生的影響，希望大家喜歡!

疫情對大學生的影響

一、上課方式的改變

疫情的突然到來使得大學生上課方式發生了質的改變，從學校的面授課轉變為線上網課。因為沒有了面授課的學習氛圍，使得學生學習興趣不足，導致最終的學習效率低。很多老師反應，在線上上課的時候因為無法面對面交流，導致很難管制眾多學生。所以上課方式的改變給大學生帶來了很大的影響。

二、日常消費的改變

在疫情沒有到來之前，學生可以參加校外的兼職維持自己的生活費，但是疫情來到后，學校處于封閉式管理，學生無法自由出入，導致學生無法自給自足，只能夠伸手向家長要錢，已經步入成年人的大學生不舍得花家長的錢，導致學生的日常消費發生了改變。

三、身體素質的改變

疫情嚴重期間，學校不允許開學，每個人都需要自行待在家中，大學生也不例外，這對于正在長身體的大學生來說，導致沒有運動場所，使得大學生的身體素質變差，甚至增胖。

四、社會實踐

大學生在疫情期間無法進行社會實踐，無法實習，因為疫情的影響，眾多企業不得不停工，大學生無工作經驗，很多企業在招聘的時候表明的門檻是需要有工作經驗者。疫情的影響最終會導致他們在畢業的時候無法被心儀的企業選中。

五、社交活動

疫情期間，即便是學生去了學校，但是為了避免人群的聚集，學校不允許舉辦各種活動，使得大學生沒有了展示自己才華、進行社交的活動。

疫情的突然來襲，使得每個人都措手不及，但是每個人都沒有退縮，為了能夠讓疫情早日褪去，每個人都嚴格遵守疫情防范規則。大學生也不例外，挺身而出，做著保障公民安全的志愿工作。雖然疫情對大學生造成了深遠的影響，但是疫情終將會褪去。大學生將會迎來嶄新的明天。

疫情對大學生就業的影響

在當前經濟全球化和國際政治、經濟、治理格局進入動蕩變革的關頭，隨著全球經濟金融出現震蕩，中國作為深度融入全球化的第二大經濟體，宏觀經濟運行必然面臨新困難、新挑戰。筆者認為，疫情對于不同類型企業的影響是不同的：從三大產業的層面看，第一產業受到的影響相對比較小，其次為第二產業，最大的為第三產業;從上、中、下游的產業鏈層面看，受到疫情的沖擊也是依次加重。然任何事情都具有兩面性，疫情在帶來負面影響的同時，其帶來的機遇也是不可忽視。如疫情沖擊加快生物醫藥、醫療設備以及5G通信、人工智能等新興經濟及數字經濟行業發展。而這些新產業、新業態、新技術、新職業的出現，為大學生就業提供了方向。

其中新就業形態將成為促進大學生就業的一條新路徑。所謂新就業形態是以平臺作為組織基礎的就業模式。而這種新就業形態下以平臺為基礎的靈活就業方式，很多時候被認為是工作不穩定、收入不高的就業模式，常被其視為不確定性的代名詞。但從近年來靈活就業的發展來看，其內涵正在發生顯著變化。數字經濟時代，以平臺作為組織基礎的新就業形態正成為我國靈活就業中重要且規模不斷擴大的力量，勞動者可以在平臺上從事技能要求程度不同的工作，如網絡主播、up主等，這些統稱為新就業形態。靈活就業不僅能夠增加勞動收入，還能促進商業模式更加靈活多樣，培育發展新動能、新業態。所以筆者認為，靈活就業中的新就業形態將給大學生的就業和創業提供新思路。

此外，大學生應該認識到，所有的環境變化都是外部因素，內因才是獲得就業機會、找到職業發展方向的主要推動力。大學生在認清現實的前提下，更應該注重如何找到自己在整個勞動力市場上的位置，找到最適合自身價值創造的方式。

因而大學生要放寬視野，嘗試新領域，擴寬就業渠道和崗位，理性化轉變求職意向，樹立先就業后擇業的思想，要以長遠的職業發展的角度，做出適合自己的職業選擇。要不斷適應環境變化，尋找市場中不斷出現的機會，提升和磨煉技能，迎接市場的各項挑戰。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現在國家出臺了很多扶持大學生就業的政策，其中蘊含很多就業機會。所以大學生要敢闖敢拼，勇于創新，用足用好政策和資源的支持，闖出一條屬于自己的道路。

為什么要封校

最初的封校是在武漢疫情開始的，當時面臨初次傳播的alpha毒株社區傳播的風險，在寒假是對留校學生采取了全封閉管理，校內學生的數量一般在幾百到一千人的范圍內，可以理解為武漢封城的特殊情況下的特殊操作。

到了20年開學以后，顯然國家沒有提出明確的關于封校的操作守則(同一城市中的不同大學顯然封校操作差異巨大，不同省份不同城市之間的封校標準更是差異巨大，所以可以斷定沒有所謂“統一封校標準”的存在，都是各自為戰)。

到了這個時候，因為由alpha和beta毒株造成的新冠疫情已經由防疫手段得到了有效壓制，國內疫情發生不多，所以封校強度不大，大多數學校還能正常地出入校，就算一些需要審批的學校也比較容易獲得審批出門，拳頭砸在身上還不疼。

但是到了21年delta毒株來了以后，開始變了味了。delta毒株的傳染性需要很多地方展開封城的極端操作，比如揚州南京西安大連等等，封城變得越來越頻繁，各地的防疫手段也在不斷加碼，封校作為防控手段之一也被越來越多的地方從偶爾執行變成了長期執行。

但是具體執行封校的是大學，不是所有大學都有傳染病學專家(就算有校領導也不一定聽)，導致學校的封校管理并不考慮對病毒的有效防護，缺乏統一標準也就導致了學校操作空間幾乎無限。行政上的原因是，學校對于校內的居民也缺乏像管理學生那么高的權限，缺乏像給學生和老師處分那樣對居民的威懾能力，因此對校內居民的雙重標準變成了國內大學的一個普遍現象。而教師相對自由的進出很大程度上來自于學校無力負擔教師在校內的住宿需求。